当今书画市场，打假之举不绝，涉假官司不断，媒体疾呼不止，赝品依旧横行。

　　为什么？书画国宝起泡沫也！

　　不知泡沫，不挤泡沫，打假无用，立法难禁。

　　本文剖析书画国宝泡沫产生之根本原因，直点书画赝品之死穴，还书画艺术市场之真实面目。

　　问题：鉴定极难，国宝多伪

　　书画赝品横行，书画泡沫产生，问题在于鉴定。因鉴定失察导致书画国宝泛起泡沫，由来已久，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

　　历史根源之一：赝品泛滥。

　　名家书画，尤其是古代名家书画，是人类之宝贵精神财富，在唐代就被称作国宝：“（王羲之书法）但得成篇，即为国宝，不可计以字数，或千或万”。（张怀瓘《书估》）

　　一个极为简单的问题极易被人忽视：书画国宝价值成千上万，何处可求？

　　赝品应运而生：有史记载，自东晋王羲之在世之时，就有人仿造王书而羲之初看竟不辨。自此之后，代代翻造，不计其数。

　　据文献记载，书画赝造问题自南北朝（公元五世纪）起历代都有识者指出，却历代兴旺不衰，书画国宝，早生泡沫。

　　对书画国宝泡沫问题的认识，私下比公开的明白，洋人比国人还清醒。曾见王木南译英国琼·斯坦里--贝克《中国绘画中的赝品》一文中写道：“显然作品的数量随市场需求的增加而增加了。”“为了对某位大师（宋或元代的）进行系统研究，明智的作法看来是应毫不犹豫地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他名下的作品可能没有一幅出自他本人之手，可以有把握地说，为了准确起见，他的作品应包括占很大比重的复制品，赝品或假冒品。”（《文物工作》1992年第5期）

　　显然，赝品泛滥缘于鉴定不力，鉴定不称造成赝品更加猖獗，历代积累的书画赝品则使后人鉴定难上加难。一个恶性循环的泡沫制造怪圈长期反复运转。

　　历代书画赝品约有三类，即上、中、下三等。一、高仿品，水平乱真；二、接近者，风格相似；三、挂名货，冒名以混。

　　严格地说，书画鉴定要做到完全准确地辨明真伪比登天还难。鉴定类似破案，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公安部门侦破各类案件，不免会碰到一些疑难死案。书画鉴定同样如此。历代名家书画的艺术造诣是人类当时的艺术创造顶峰，虽然赝品难以仿到这种艺术高度，但鉴定者的鉴识能力如果低于名家的艺术水准，就无法鉴析以风格相似的外形来乱真的各式赝作。真赝书画风格接近（现象）而艺术造诣（本质）有别的书画鉴定症结和难点决定着人们涉足的无限深度。

　　除了专业因素之外，鉴定中还参杂种种复杂的人为因素。市场和现实时时刻刻干扰着客观的书画鉴定。市场受经济控制，基本不希望鉴定准确，没有赝品也就无利可图。社会现实情况有时也不允许鉴定准确，如果鉴定精确了可能什么戏也唱不成了。面对一堆“流传有绪”的传统书画泡沫，一些怀有深厚民族感情的国人无论如何难以接受古代名家书画或已出现断层的史实。笃信艺术的热心人却往往不知以赝为真的书画国宝泡沫将使中国书画艺术蒙受耻辱并暗淡无光；不知自欺欺人地轻信赝品正是出于对书画国宝价值所在的愚昧无知。

　　历史根源之二：鉴定低能。

　　书画国宝的稀缺性注定爱好书画的帝王权贵大多喜欢低能而虚伪的鉴定家。

　　早在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宫内收藏的王羲之墨宝已多赝品，不过梁武帝略有自知之明，在与陶弘景论书时知道陶氏在皇上面前“不敢轻言”，自己先说宫中所收王羲之《乐毅论》“恐非真迹”，主动和陶弘景讨论国宝打假之事。如果这种务实传统能够传承，书画泡沫难以吹起。

　　可惜，等到一百多年以后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当时别说是国宝，连书画赝品也难找。于是皇帝重价搜求，四方争献，命魏征、褚遂良等人鉴定真伪，得王羲之、王献之等历代法书二千多纸，史称褚遂良之鉴“无一舛误”。

　　原来这位太宗皇帝求宝却是不论真假，见好就收。据记载，当时的造假高手李怀琳伪造了两本赝品《大急就》，拿去卖钱。结果别人买下他的伪作去进贡，“太宗殊喜，赐缣二百疋”。李怀琳一看竟有这等好事，急忙故伎重演，骗了个好官当当：“怀琳乃上别本，因得待诏文林馆”。（马宗霍《书林纪事》）

　　又有宋代米芾《书史》记载：“而《法书要录》所载《七贤帖》，太宗知其伪，爱之，以‘贞观’字印之入御府。”

　　唐徐浩《古迹记》也说：“承前伪迹，臣所弃者，尽被收买，皆获官赏。”

　　以假充真，送礼谋官，这种书画经营歪风起自李世民，昭陵不慎打开了艺术腐败的东方潘多拉魔盒。贞观盛世，书画赝品也盛。历代的承平盛世，既是文物收藏的盛世，也是造假的盛世，赝品泛滥的盛世。

　　再看那个被誉为鉴定“无一舛误”的褚遂良的鉴定成果：曾被梁武帝说是“恐非真迹”的《乐毅论》，竟被褚所编的《右军书目》列为第一。徐浩所说是“伪迹”的王羲之《画赞》，也列为第三。不知是褚遂良的眼力出了问题，还是有意迎合权势？

　　唐太宗叶公好龙，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无奈真龙极少，画蛇纷纷出笼。

　　宋代有好几位皇帝乐于收藏书画，尤其是宋太宗，还做了一件书法史上千秋留名的大事，摹刻了第一部丛帖《淳化阁帖》。但是这件好事却办得很糟，太宗所委托鉴书刻帖的官员王着，本是一位平庸书法家和低能鉴定者，其主持编辑的《淳化阁帖》官本中赝品充斥，被后人责之为“识鉴不明，真伪莫察，玉石杂糅”（王柏《淳化帖记》）。

　　书法平庸导致鉴定低能，这么个人怎么会被宋太宗委以书法专业重任呢？宋代书法家周越说明了个中玄机：“太宗皇帝时着因进书召转光禄寺丞侍书。”（跋《王着草书千字文》）

　　进书，就是给宋太宗送了些书法，这些书法也不知真假好坏究竟如何，王着就被皇帝封了个宫内主管书法的官员。看看王着编刻的《淳化阁帖》，其中的所谓苍颉书、大禹书、孔子书等帖，明摆着就是一些假借神仙、圣贤之名来骗人的东西，说不定就是王着所进之“书”，骗了皇帝骗得官，又骗天下书法人。试问：若非王着伪造进书，宫中秘阁怎么会有这些吓唬人的假货？

　　有一次苏轼进宫参观了大内藏宝，出来后记载：“今官本十卷法帖（即《淳化阁帖》）中，真伪相杂至多。……余尝于秘阁观墨迹，皆唐人硬黄上临本，惟《鹅群》一帖似是献之真笔”（《东坡题跋》）。

　　事实原本如此，宋代所收墨宝，“皆唐人硬黄临本”，唐代所收墨宝，必多南朝勾摹之作。一代仿一代也。

　　东坡因此赋诗直刺书画国宝泡沫：“贵人金多身复闲，争买书画不计钱。已将铁石充逸少，更补朱繇为道玄。……”不识时务的老苏头既泄露了天机，又笔下生是非，殊不知书画泡沫产生乃是大宋赵官家所为，狗拿耗子不着，终被流放到海南岛上去捕鱼捉蟹。

　　有机会进宫观看内府书画国宝的人还有南宋末年的鉴赏家周密，他在《云烟过眼录》中如实写道：“……余悉常品，亦有甚谬者。通阅一百六十余卷，绝品不满十焉。”

　　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实摆在人们眼前：中华文艺鼎盛时期的唐宗宋祖，以帝王之权力收藏的书画国宝却极少真货，甚至混入了“甚谬者”，这不是迷信鉴定所造成的书画国宝泡沫，又是什么？

　　真是：权势爱之如宝，鉴者投其所好，骗子趋之若鹜，焉知泡沫多少？

　　这类泡沫制造把戏，古人早已看穿。清嘉庆时萧山人王宗炎说：“近来市贾所售墨迹，多从法帖中双勾，而鉴家所刻法帖，又多从摹本上石。辗转眩幻，几于罔两问影。”（跋《味水轩日记》）。

　　历代刻帖所据者大多是临摹品，这从北宋《淳化阁帖》起已是如此。传世名家墨迹大多并非真迹，而是依据法帖勾摹复制，至今识者寥寥。试看台北故宫收藏的赫赫名迹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王羲之《上虞帖》等等，不都是这类据帖翻造（而现今尚被人目为国宝津津乐道）的伪劣货色？（《收藏》2007年第3期：《王右军墨宝的“白翻黑”》）。

　　明代帝王虽好书画，但轻收藏重实惠，多以书画名作抵充官员的俸禄，国宝散入民间。当时书画富可敌国的庋藏巨头项子京，却被识者直指泡沫化：“如嘉兴项氏所收最伙，而摹本居其大半”。（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还有那位清帝乾隆，毕生酷爱书画，宫中藏品数以万计，他设“三希堂”，编《石渠宝笈》，整理研究历代书画国宝，是历代帝王中的古书画集大成者。好在这位文雅天子稍有梁武帝遗风，他有一次提笔赋诗说：“《石渠》多所弆，真赝或兼之，……”敢于承认皇家藏品真伪兼而有之，无疑是一位不乏自知之明而又不怕丢丑的君主。

　　那么清宫中的书画国宝泡沫状况究竟如何？可曾有人指出清宫书画泡沫之规模？

　　有！当代伟大的绘画巨匠、鉴定专家黄宾虹先生，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一针见血地说：“画学以故宫论之，鄙人考查近三年，每日尽旦暮之力，赝品十之八九。”（《致傅雷书信》）

　　黄宾虹又指出：“所惜故宫多院画，唐宋元明真迹尤罕，士夫画更说不上精品。……故欧美鉴赏之者意多不满，以其中乏士画之精品也。”（《致傅雷书信》）。

　　每每阅读此文，不免汗颜，更思中华鉴赏之者，而今安在哉！

　　相比现代的收藏大款，手抱一部《石渠宝笈》，凡见有清宫曾经着录的书画，以为必是国宝，不论真伪好坏，不计价格贵贱，必以巨资拍得。书画国宝之泡沫，当然越吹越大了。

　　历史根源之三，道不及魔。

　　道、魔相生原本是人类社会之生态平衡，古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却准确地形容了书画鉴定与伪造的强弱关系。道弱魔强的根本原因，与鉴定主体的话语权有关，历史可鉴，从古至今的一个鉴定事实就是官鉴弱于私鉴。唐宋以来不乏优秀的书画鉴定家，诸如唐徐浩，宋苏轼、米芾、黄伯思、周密，明李日华，清王文治，等等。但都只能业余之际说几句空话。历代皇家所请鉴定官员如王着、龙大渊之流，多是三脚锚、半瓶水。名家如褚遂良、米友仁之辈，或多违心奉承之鉴。怎比社会上旁观者清之快言直语？然而空话不如实惠，真鉴难敌骗术，所以鉴定之道益微，伪造之魔日盛。历代封建统治者那个不喜听顺耳之音？谁人不爱戴弘文之帽？皇帝的新衣代代相传，童真之言视同儿戏，黄宾虹先生六十年以前之鉴语，即使放到求真务实的二十一世纪来，有谁听得进去？又有谁能据实清理？

　　书画国宝泡沫的事实是严酷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乾隆皇帝所说“真赝或兼之”和黄宾虹先生昔年所鉴“赝者十之八九”的清宫旧藏历代书画国宝，除了清末民初有极少数流失外，现分别宝藏于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内。两院各编辑出版了一套书画图录《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故宫书画图录》。已公开发表故宫旧藏书画好几万件。但是，稍具书画鉴赏知识的人，只要打开《故宫书画图录》随便翻翻，就会发现赝品触目惊心。书中标明为宋、元以前的历朝名画，大多名不符实，与黄宾虹之鉴基本符合。北京故宫的书画藏品中，可以举出几件极为典型的拙劣赝品，经常展出、出版、收入《图目》中：唐颜真卿《竹山堂联句》（图一）、宋欧阳修《灼艾帖》（图二）、宋陈容《自书诗》（图三）。三帖均是不堪入目的一眼货赝作，但在专家组鉴定时只有颜真卿书一帖有二人持保留意见，徐邦达先生说“待研究”，傅熹年先生说“唐人写，但非颜真卿”，其他人无疑均鉴定为真迹。另二帖竟无人提出不同意见（见《中国古代书画目录》第二册）。如果定垃圾为国宝，岂非怪事？对这类书画“甚谬者”都不能识别，又说明了什么？一旦人们发现故宫藏传世最早的山水画隋展子虔《游春图》和上海博物馆藏品中年代最早的唐孙位《高逸图》上的宋徽宗内府收藏章“宣和”等印均疑似伪造则两图将由国宝径自沦为疑似“苏州片”。对不绝于耳的质疑之声充耳不闻虽非良策，实出无奈。书画鉴定的真伪标准如果大部分定在前人的依据里，则世无赝品，皆大欢喜，不管泡沫悄然吹起。亦有著名鉴定家将拙劣赝品定为唐摹晋帖，是误鲁为鱼，还是指鹿为马？

　　当多年以来的大量书画整理工作因鉴定仓促逐渐产生后遗问题时，谁知鉴定的宽泛化竟以书画国宝的赝品化为惨重代价。

　　现实：清除泡沫，任重道远

　　现实的情况错综复杂：一方面一些鱼目混珠的书画赝品在不断地入藏国内外官方收藏机构并不断展览、出版、宣传。赝品甚至作为精品和代表作时而编入美术书刊供人观赏、研究、教学。另一方面又要求书画市场泾渭分明，真赝确定，打假顺利，颇似鲁迅所形容：抓住自己的头发，想把自己拉出地球。

　　馆藏书画的质量标准和示范效应不免会影响到书画市场和学术环境，当然，问题的根子仍然在于鉴定。

　　难道中国书画艺术可以在真迹和赝作的模糊界定中评值论价？能够在马虎认识里传承发扬？

　　至于当代的书画鉴定学术水平问题，即使官方的鉴定机构达到了当代最高鉴定水平，在书画国宝起泡沫，历代赝品变藏品的现状下，根本难以摆脱道不及魔的难堪处境，距离书画艺术本质和历史真相不啻千里。别说道高于魔，指望道魔平衡就已经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了。

　　因此，在当代书画鉴定的客观水平没有大幅度提高之前，在书画国宝泡沫没有破灭之前，书画打假往往成为纸上谈兵。

　　假设已有科学完备的法规条文，假设已有公正合理的执行程序，但在鉴定能力不足的前提下仍然无济于事。

　　假设打假法规对制假、售假者有严厉制裁的条文，假设科学的鉴定程序不允许个人参与，必须从专家库中随机抽人组团，而且鉴定只能以机构名义执行。如果随意找来的专家只有少数人独具只眼，最终的鉴定结果将仍然与事实相去甚远。

　　真理往往只在少数人手里。

　　古往今来的书画鉴定恰似一场没有报靶人的打靶游戏。人们对于命中靶心10环的优秀射手和子弹脱靶的拙劣射手无法区别，更难以优胜劣汰。

　　公正而专业的书画鉴定裁决者的缺失缘于鉴定总体水准的低能，魔高一丈，道仅数尺。

　　清除书画国宝泡沫，建设科学的鉴定研究仲裁机构，提高书画鉴定总体水平，尽可能地恢复书画艺术真相，时不我待，任重道远。

原刊于《书艺》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