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圣王羲之传世书法在形式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历代的临摹复制品，白纸黑字；一类是历代翻刻的碑帖拓本，黑底白字。前者如传世极有名的《丧乱帖》、《神龙兰亭》等传世墨迹，后者如《集王圣教序》、《十七帖》、《定武兰亭》等等传拓本。相比之下，墨迹本未经刻拓，较能传真，而且勾摹复制困难，产量较少。相对而言，墨迹本较墨拓本更为珍贵。尤其是传世古摹墨本，不啻书法瑰宝。于是，古代的作伪者竟然采取了以传世王羲之刻帖来翻制墨迹本的手法，变墨拓本为墨迹本，欺世骗钱。在辨伪鉴定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了这位右军将军的传世名迹“白翻黑”的种种可疑迹象，故撰文求教于识者。

　　一、《快雪时晴帖》墨迹

　　《快雪时晴帖》摹本，纸本，纵23cm，横14.8cm，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图1）。此帖是历经著录的王羲之名迹，唐褚遂良《右军书目》、张彦远《法书要录》，宋《宣和书谱》、米芾《宝章待访录》，明张丑《清河书画舫》等重要著作均有记载。可谓是唐宋秘府官本，米芾宝晋斋中旧藏，又入大元御府，赵孟頫奉敕作跋。后入清代皇宫，被乾隆奉为“三希”之首，誉之为“天下无双，古今鲜对”。

　　据说《快雪时晴帖》墨迹上还可见唐代褚遂良的“褚氏”小印的残文。左下部则有南宋内府的“绍兴”小印，以及小字“君倩”押款。

　　然而，古帖的名气越大，问题必然越多。据米芾《书史》记载，宋时著名收藏家苏舜钦即藏有三本《快雪时晴帖》，宋内府也收藏有一本（据《宣和书谱》），这四种墨本其中是否就有王羲之的真迹？还是都属唐（或宋初）人的临摹本？不得而知。

　　关于现存《快雪时晴帖》墨迹的临摹复制时间人们一般认为是在唐代，如国内著名鉴定专家葛康俞、张珩、启功先生等人均曾说过是唐摹本。

　　葛康俞《据几曾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中说：“余则信为唐人双勾廓填本也”。

　　张珩《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文物出版社2000年出版）中说：“帖行书三行，乃唐摹，非羲之真迹”。

　　启功《论书绝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中说：“《快雪》唐摹，《中秋》米临，今日已成定谳”。

　　众所周知，真正的唐摹晋帖书法应该是异常精彩的，是下真迹一等的晋人书迹，如唐代就流传到日本去的《丧乱》等帖，台北故宫收藏的《奉桔》三帖。《快雪时晴帖》墨迹的书艺无论如何无法与上述王羲之诸帖相比。显然，《快雪时晴帖》墨迹的用笔乏激情，点画乏力度，结体少变化，笔势少跌宕，笔法平庸，字形板正，欠缺神韵，书艺平常，难符“唐摹”之名。

　　翻阅一些关于此帖的评论，十有八九是一些极力吹捧之言。如“《快雪时晴帖》为王羲之传本墨迹中的上品，书法深厚遒丽，笔力劲健，结构严谨，奕奕有神”。“此帖乃王书中的精品。当是永和十年前后书写。笔力劲健，有力透纸背之感，细笔画犹如钢丝游动，刚柔结合，富有弹性。结构严紧，倚侧取势，一笔不拘，奕奕有神。……犹如一首短曲，韵味酣足”。等等。

　　有些人则是看到了《快雪时晴帖》墨迹与真正的王羲之书法唐摹本之间的差距：“如果拿此与《丧乱帖》作比，《快雪时晴帖》则显得单调与重复。……还有，从整行的行势看，不见其他手札的跌宕与对比”，“这许多疑问，由于一千多年历史的阻隔，我们已经难以弄清”（见白砥著《王羲之书法解析》）。但未能深入探讨。

　　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否定《快雪时晴帖》墨迹是唐摹本并非易事，这不仅需要眼力，还需要胆识，其实这正是书画鉴定最关键之处。就像米芾鉴定西晋索靖的书帖那样：“《月仪》不能佳，恐他人为之，只唐人尔，无晋人古气”（见米芾《草书四帖》墨迹）。就像王文治所说：“书家品韵，望而知之”（见《快雨堂》题跋）。现在有谁敢于说：“《快雪时晴帖》墨迹不能佳，恐后人为之，只宋人尔，无晋唐人古气”？

　　民国时有一位古董鉴赏家赵汝珍，曾经编写了著名的《古玩指南》、《古董辨疑》等书，影响极大。他在《古董辨疑》中谈到《快雪时晴帖》墨迹的制作时间时曾说：“究竟为唐为宋，则不敢定”，显示出较为独特的眼力和胆识。又有铜山张伯英在《帖平》中说：“《快雪》诚佳帖，而字体过于入时。晋人书能如此圆熟乎？”

　　吴湖帆《书画析疑》手稿（见《吴湖帆的艺术世界》文汇出版社2004年出版）中说：“（《快雪时晴帖》）宋双钩本，或有赵孟頫双钩之说”。

　　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中说：“此本我阅看过二、三次，觉得纸墨昏暗，笔法滞泥不生动，其牵丝带笔处，极不自然，如‘顿首’、‘果’、‘为’等字，更为明显，定是后世勾填，且非善本。其勾摹时代，一时难断，但不能晚于北宋”。

　　民国时葛康俞先生虽然在《据几曾看》一书中定《快雪时晴帖》为“唐人双勾廓填本”，但他在书中又说：“当可见亦有《快雪时晴帖》人固作唐双勾本中且非绝诣者观也。而余所遇此本，正不免时有滞腻处”。

　　那么现存台北故宫的《快雪时晴帖》墨迹，究竟是否宋代著录的四本之一呢？如果不是，又是什么时候的复制品呢？这也是王羲之传世书法的悬案之一。

　　南宋曹之格摹刻的《宝晋斋法帖》中，收入了两件不尽相同的《快雪时晴帖》，一件收入第二卷（图1之下），另一件收入第五卷中。收入第五卷的《快雪时晴帖》（图1之中）的书体与现存《快雪时晴帖》墨迹（图1之下）相仿，另一件则略有不同。

　　三件传世《快雪时晴帖》：一件墨迹，二件刻帖，相互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编印的《故宫法书新编》第一册收入《快雪时晴帖》墨迹，但编者认为墨迹是唐摹本，是各种刻帖的底本：“前人石刻此帖，最古者为南宋宝祐间无为郡通判曹之格《宝晋斋帖》，……至乾隆之《三希堂帖》为止，皆墨拓复刻本也”。

　　有人认为这三件《快雪时晴帖》可能就是苏舜钦所藏的三本（见《宝晋斋法帖》前言）。但是米芾《书史》谈到苏家三本《快雪时晴帖》时，只指出其中有一本帖上无“褚氏”小印，并未说三本中还有缺少“君倩”二字的摹本。而《宝晋斋法帖》所刻的二本《快雪时晴帖》，即有一本帖上无“君倩”小字，这显然不是苏家的藏本，而可能是后人临摹之本。

　　这件帖上没有“君倩”两字的《快雪时晴帖》刻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经过反复比较研究，终于发现了三本《快雪时晴帖》之间的因果关系：原来与台北故宫藏墨迹本相似的那一件《宝晋斋法帖》第五卷刻本《快雪时晴帖》（图1之中），却是米芾的临本，墨迹本正是按照《宝晋斋法帖》第五卷中的米临本刻帖再制作成墨本来骗人的，乾隆皇帝等一系列藏家及鉴家全都上当了。将《快雪时晴帖》墨迹与这个刻帖相比，可见两者之间字形极为相似，尤其是两个“顿首”的草书写法，以及“未果为”等字，如出一辙。甚至第一行的行列下部往右稍弯，也完全一样。而那一件与墨迹本书体稍有不同的带有“褚氏”小印的刻本，则可能就是宋代苏家收藏的三本《快雪时晴帖》之一的刻本，即米芾收藏之本，比较接近王羲之原作的模样（图1之下）。

　　当元代赵孟頫收藏并观赏《宝晋斋法帖》时，还特意在第二卷所刻这本《快雪时晴帖》下盖了自己的私印，以表示认可这件《快雪时晴帖》是王羲之的原件（图2）。

　　说《宝晋斋法帖》第五卷所收《快雪时晴帖》是米芾临本的依据有二：一是《宝晋斋法帖》第五卷所收前面八帖，帖中题为王羲之书，实际上全是米芾的临王之作（曹之格在摹刻时未能识别），其中包括那件与台北故宫藏《快雪时晴帖》墨迹相似的《快雪时晴帖》。将这件刻帖与前七帖相比，可知书艺风格完全一致，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米芾的笔意，显然均出自米芾之手。米芾书写“顿首”两字的草体，往往速度飞快，小折弯连续往下而变化不大，如《致景文书札》中的“顿首”写法（图3）。再分析这件《快雪时晴帖》刻本中的“顿首”二字的草法，与前七帖中“顿首”两字的草法（图4），以及《致景文书札》中的“顿首”草法书写相似，一连串小折弯的宽度均不大，变化也不大，这正是米芾笔性的特点。从传世王羲之的墨迹和刻帖中，找不到这类“机械化”的笔法。二是《宝晋斋法帖》第五卷所收的《快雪时晴帖》刻本上并无“君倩”二字，也可知就是米芾的临本，而决非苏家藏本。米芾在临写古帖时一般是不去临写帖上的押署人名小字的。《宝晋斋法帖》第九卷所收米芾临《王略帖》，就没有临写帖后的“怀充”小字，是可为证。

　　从另一方面来分析，《宝晋斋法帖》第五卷所收的《快雪时晴帖》与墨迹本非常相似，这两者之间必定存在着摹刻与被摹刻的直接或间接关系。那么究竟是谁摹谁呢？一般来说，人们可能会认为是刻帖摹墨迹，即《宝晋斋法帖》是依据墨迹本来摹刻的。问题在于如果《宝晋斋法帖》第五卷的《快雪时晴帖》是依据现存《快雪时晴帖》墨迹来摹刻的，则不可能略去“君倩”二小字和“绍兴”印文不刻，在第二卷中所刻的《快雪时晴帖》上不仅刻有“君倩”小字，还刻出了“褚氏”小印（图1之右）。因此，当发现《快雪时晴帖》刻帖的书体与墨本如此相似而刻帖上又无“君倩”小字后，便只能得出墨本可能是依据《宝晋斋法帖》第五卷刻本制作的结论。当然，制作后再添加上“君倩”小字，更能惑众。而米芾的原有笔法在再次复制中不免进一步消弱，或经过修改，仅剩下了相似的字形和行列。这样，圆头圆脑的墨迹本《快雪时晴帖》就摇身一变成为“唐摹本”了。

　　米芾《书史》记载自己收藏过《快雪时晴帖》，是从苏家“易得一本”。由此可知，米芾临《快雪时晴帖》就是情理中事。曹之格摹刻《宝晋斋法帖》，将一批米临王帖当作王羲之书法收入第五卷，使得后人以讹传讹。更有甚者，曹之格刻入《宝晋斋法帖》第十卷的所谓米芾书法，全是赝品，可知曹氏眼力之差和鉴定之难。

　　如果说还有另一种可能，即《宝晋斋法帖》第五卷所收《快雪时晴帖》刻本与墨迹本均出于同一个底本，所以会如此相像，这种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因为第五卷《快雪时晴帖》是米芾所临，米芾的所有临本都有一个特征，即与原作的字形差别较大，看看《中秋帖》墨迹等米芾所临古帖就会明白，由此可知米临的底本必非如《快雪时晴帖》墨迹本那样在外形上十分相似，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底本。

　　其实德国的汉学家雷德侯早在1979年就在《米芾与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一书中指出了《快雪时晴帖》墨迹是从米临本刻帖的拓本上摹下来的：“实际上，此帖似乎有好几个分开的部分组成，它们之间的联系或多或少都是一些谜。……它可能是从《宝晋斋法帖》中第二种拓本上摹拓下来的”。（此书英文版1979年出版，汉文版2008年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拙著此文于2007年发表）

　　雷德侯先生的鉴定眼力远胜国内的一些鉴定研究专家，他能于上世纪70年代就发现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墨迹并非什么唐摹本，而是从《宝晋斋法帖》的第二种拓本即米芾临本摹拓而成，实属难能可贵。但雷德侯毕竟是外国人，对于中华书法艺术的碑山帖海毕竟了解得不太深入。雷德侯先生并不知道这件《快雪时晴帖》墨迹根本不是直接摹自《宝晋斋法帖》第五卷所收的米临本《快雪时晴帖》，而是从米临本《快雪时晴帖》的徒子徒孙即明代翻刻本中再翻摹出来的。

　　按古代名家法书价值不菲，人们为了收藏观赏和学习临摹，采用了勾摹和刻帖两种方法来复制名家书法以满足人们之需。其中勾摹书法较困难而数量较少，人们往往将名家书法的勾摹复制品视为下真迹一等的珍品。而将名家书法刻石（或刻木）之后再用纸拓下来成为黑底白字的法帖，比较容易而数量也较多。因此，古代的不法之徒为了牟利，就采用了在刻帖拓本上再勾摹或临写的方法制造出“白翻黑”的书法赝品，以冒充书法名家的墨迹或刻帖的底本。这种白翻黑制造名家书法赝品的手法几乎成为明、清两代画贩子发财的惯用伎俩。清嘉庆时萧山人王宗炎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书画市场上这种普遍的伪造现象：“近来市贾所售墨迹，多从法帖双勾，而鉴家所刻法帖，又多从摹本上石。辗转眩幻，几于罔两问影”。（见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跋）

　　文献记载米芾临古名家书法颇能乱真，人们往往将米临本误作古人书法真迹。《宝晋斋法帖》卷五所收王羲之书法，便有《快雪时晴帖》、《阮生帖》、《适得遣书帖》、《君顷帖》等帖是米芾所临。其中《快雪时晴帖》临得生气勃勃，讨人欢喜。所以明代刻帖如《戏鸿堂帖》、《泼墨斋帖》、《玉烟堂帖》所收入的《快雪时晴帖》均不是《宝晋斋法帖》第二卷所刻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原作，而是纷纷翻刻《宝晋斋法帖》第五卷所刻米临本《快雪时晴帖》，这样书法效果较好。明刻《墨池堂选帖》又在翻刻米临本《快雪时晴帖》时增加了“君倩”小字题名，来冒充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原作。

　　就是这件《墨池堂选帖》中的《快雪时晴帖》（图5），成为传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墨迹“白翻黑”的底本，翻摹出了被乾隆皇帝当作神品的《快雪时晴帖》墨迹。当然，白翻黑的伪造者是不会忘记在“君倩”小字上再弄些印章残文来冒充唐褚遂良印章（还真有人相信）。这样，赝品白翻黑的《快雪时晴帖》墨本就摇身一变成为天下“三希”之首的唐摹晋帖了。

　　行文分析至此，有的读者可能还有疑惑。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快雪时晴帖》墨迹中的“阴”字吧。这个“阴”字，右侧一撇直穿过左侧一竖，收笔还弄出个方头来（图6）。

　　“阴”字这种写法，《兰亭序》中没有，《圣教序》没有，学王的李世民所书《温泉铭》、《晋祠铭》没有，甚至唐高宗李治所书《李贞武碑》中也没有。就连白翻黑的底本《墨池堂选帖》中《快雪时晴帖》的“阴”字，也不过是在左竖旁穿出一点尖头而已。

　　那么这个《快雪时晴帖》墨迹中“阴”字左侧的违反书写常理的方头是怎么来的呢？

　　徐邦达先生早就在《古书画鉴定概论》（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一书中说过关于书画赝品标记的问题：“在旧社会中，有一种迷信思想，认为作坏事会受‘阴司’的谴责，降给祸殃；但他们为了私利，又不肯不做坏事，……。作伪者故意在上面露一点破绽，……由此表示：我原是告诉你们这是伪本，不是我有意骗你，看不出来，那是你自己的糊涂，与我无涉，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免‘阴谴’”。

　　这件清乾隆皇帝收藏并命名为“三希”之首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墨迹中的“阴”字，就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赝品标识记。

　　这个公然昭告的书法赝记，数百年来竟然使无数人中招，清刻《快雪堂帖》和《三希堂帖》也原样照刻出来，其中的书法鉴赏教训，发人深省。

　　这个与王羲之传世所有“阴”字的写法不同，也与米临本的写法不同。可以说所有书写“阴”字的人，是不会这样写的“阴”字，这样明显的伪造破绽，为什么没有人质疑呢？

　　经过对《快雪时晴帖》的书艺和刻本的综合分析，可知台北故宫藏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墨迹根本没有可能是什么唐摹本，而极有可能是依据南宋《宝晋斋法帖》中的米临《快雪时晴帖》的明代翻刻本《墨池堂选帖》中的《快雪时晴帖》刻帖制作的白翻黑墨本，制作的时代应当是在明代。白翻黑墨迹本的书艺软俗不古，缺乏晋唐人气息，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原刊于《文化书法》2013年秋季号